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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上海市第一家由司法局領導、人民法院監(jiān)督指導的專設律師調解中心，上海楊浦區(qū)正誠律師調解中心（下稱正誠中心），接受法院委派、委托，對相關民商事案件，特別是涉及專業(yè)性強、處理難度大的商事案件進行律師調解。為促進律師調解的交流與探討，特此分享一起商標權糾紛調解案件，以探討知識產權糾紛案件的律師調解實務。
經楊浦區(qū)人民法院委派，正誠中心對一批涉及知識產權糾紛的案件進行律師調解，其中就有某著名酒業(yè)公司（下稱原告）訴上海某公司（下稱被告）的一起侵害商標權糾紛案件。
原告稱，基于其為著名白酒商標的獨占許可人，有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使用上述商標，有權以自己名義就任何涉案注冊商標權的行為采取法律手段。被告未經原告許可擅自使用上述商標作為門頭裝潢誤導相關公眾，侵犯原告注冊商標專用權、進行不正當競爭的行為，對原告造成很大經濟損失和社會不良影響，對原告商業(yè)信用也造成負面影響，故提出本案相關訴請如下：1、要求被告立即拆除門頭，在新民晚報顯著位置公開賠禮道歉、消除影響**天；2、賠償原告經濟損失人民幣**萬元及制止侵權的合理費用人民****元。
在原告向楊浦區(qū)人民法院遞交立案申請材料后，楊浦區(qū)人民法院根據(jù)本案具體情況，決定委派正誠中心在訴訟立案前開展調解工作，向正誠調解中心出具了《委派調解函》并提供了民事起訴狀、原告證據(jù)材料的副本。正誠中心在審核相關材料符合受理要求后，于當日即受理了本調解案件。
正誠中心在受理本調解案件后，指派案件秘書通過電話、短信聯(lián)系原、被告雙方，初步確認其調解意向并確認調解案件材料的送達地址。隨后，案件秘書向雙方郵寄送達了調解意向確認書、調解告知書、調解須知等程序性材料，并向被告送達了原告的民事起訴狀、證據(jù)材料副本。同時，在與雙方溝通調解意向事宜時，案件秘書初步向雙方了解了對相關案件事實的意見。在雙方確認律師調解員后，案件秘書經征詢雙方當事人的時間安排后，確定了本案適合的調解時間。
確定調解時間后，律師調解員與原被告及其代理人一起，在楊浦區(qū)人民法院內的律師調解室進行了調解。鑒于原被告都有代理人到庭參與調解，律師調解員在進行雙方身份確認后，即開始組織雙方各自發(fā)表調解的請求、答辯的意見。之后，對于原告在起訴時提供的證據(jù)，調解員當庭組織雙方進行了展示和確認。
前述程序的完成，讓調解員對本案的具體情況有了充分的了解，也對原被告雙方的爭議焦點有了清晰的認識——被告就構成商標權侵權的事實并無異議，但雙方對于侵權所造成的損失及其損害賠償?shù)姆绞健⒔痤~等意見存在較大差異。以前述爭議焦點為基礎，調解員隨即展開了調解工作。通過與原被告雙方共同討論、“背對背”溝通等多種模式，在令雙方對彼此的權利、觀點、實際經營情況等給予理解和尊重后，首先原告代理人同意對損失賠償?shù)姆绞阶鞒鲞m當調整——撤回“登報賠禮道歉、消除影響”的請求，僅要求被告立即拆除侵犯商標權的門頭，并承擔支付經濟損失和合理費用的責任。
在原告經勸說調整申請內容后，被告也相應釋放善意，同意提高支付的損害賠償?shù)慕痤~，但與原告所主張的金額仍存在一定差距。調解員充分運用調解模式的便利性以及保密性，通過向被告說明在調解階段達成協(xié)商一致的優(yōu)勢（爭議得到快速處理和解決、避免后續(xù)訟累、無需支付后續(xù)訴訟費、律師費等費用），使其在理智和情感上都更傾向于愿意在調解階段解決爭議。同時，針對被告在調解過程中提出的、對調解方案金額合理性的懷疑，調解員也通過向其介紹同類案件的審理原則和有關判例，令其對合理的賠償金額有更為具象化的認識。此外，調解員也與原告代理人多次溝通，建議其考量原告的經營情況、規(guī)模和賠償能力，本著既保障原告主張和保護自身權益的權利，又給予如被告這樣的小規(guī)模商事主體以繼續(xù)經營機會的角度，希望其協(xié)助與當事人溝通，盡可能降低要求賠償?shù)慕痤~。
最終，經過兩個多小時的調解工作，原被告雙方在友好平和的氛圍中，最終就拆除侵權門頭的時間、被告應承擔的賠償金額和支付賠償金的履行期限等涉案爭議，全部達成了協(xié)商一致。
本案雙方當事人經調解達成一致后，雙方簽署了《調解協(xié)議書》，對于涉及本案的全部爭議事項的處理意見作出了約定，包括但不限于對被告應當支付的賠償金額、賠償金的支付時間、侵犯商標權的門頭的拆除方式和時間等，可謂一攬子解決了雙方之間的沖突和矛盾。
同時，區(qū)別于雙方通過判決等形式被動接受案件處理的方案，基于《調解協(xié)議書》中的調解結果，是雙方在彼此互信互讓的基礎上主動提出、同意的調解方案，故就各自義務的履行而言，調解案件往往有更大概率能夠得到主動履行。本案情況亦是如此——在《調解協(xié)議書》約定的時間內，被告完全履行了拆除門頭、支付賠償款的義務；原告也向楊浦區(qū)人民法院撤回了起訴。
此外，通過調解方式解決爭議，不僅有助于緩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更有利于雙方當事人的爭議“對事不對人”。通過正誠中心的調解，雙方同意以平等協(xié)商的方式，在友好和緩的氣氛下解決爭議，這對于重建雙方的合作關系、修復和諧互利的合作氛圍都大有裨益。
律師調解，作為多元化糾紛解決方式的構成之一，目前正處于新生和發(fā)展初期階段。除了律師調解模式本身的建立和發(fā)展需要更多探索之外（如結合現(xiàn)場調解和網絡調解等多元化的調解模式），關于律師調解概念和模式的推廣、法院對律師調解結果的司法確認程序、律師調解的收費模式等，這些未決問題和事項的解決和確認，都需要相關機構、部門給予支持和幫助。
前述調解案例，盡管只是楊浦區(qū)人民法院委派調解的其中一個普通案件，但其體現(xiàn)的，是楊浦區(qū)司法局、楊浦區(qū)人民法院為了能夠建立和促進律師調解模式的發(fā)展，積極果斷地 “先行先試”的成果，為解決律師調解模式中所需解決的核心問題，提供了現(xiàn)實有效、可參考可復制的解決方案和對接模式。
作為律師調解模式本身而言，如何讓更多當事人選擇和信任，如何借助網絡化、人工智能化的工具優(yōu)化調解方式，如何選任和考核律師調解員，如何通過網絡化、人工智能化的工具優(yōu)化和完善調解方式，如何對律師調解案件進行全過程的監(jiān)督和管理，這些都是擺在我們面前，需要通過實踐和探索去不斷尋找答案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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