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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時間:2016年6月28日
受 訪 人:趙 珪
采 訪 人:李海歌 劉小禾
采訪人:今天我們來到青浦這個設施齊全、環(huán)境甚佳的大花園一般的老人社區(qū),在趙老師住處的客廳里,見到九十高齡的趙珪老師,非常高興。市律協(xié)組織這次訪談活動,旨在將上海律師恢復重建階段的歷史通過老律師的口述回憶記錄下來,趙老師就名列第一批訪談名單中。1981、1982年時,提起當年的上海律師,李國機、倪彬彬、趙珪等老師的名字,可謂耳熟能詳甚至可以說是如雷貫耳!這些第一批歸隊律師在社會上的知名度之深、影響之大,我們現在還記憶猶新。
我倆有幸與趙老師結識于上世紀80年代初。趙老師不但是大名鼎鼎的名律師,也是單位里和藹可親的一位長輩,今天我們還可以斗膽地說,趙老師是我們多年來的一位老朋友!非常高興趙老師能接受我們的采訪。
趙珪:真是老朋友了啊,認識你們時還都是扎小辮子的姑娘呢!今天我也不把你們當領導,還是稱呼小李、小劉來得親切。
我大學讀的是國際法,大學畢業(yè)后分配到檢察院工作。6年以后,肅反開始,我因家里成分不好不宜再在檢察院工作,就下放到廠里,學機械技術。我1958年下放,1962年評了技術員,以后一直從事廠里的技術監(jiān)督、質量監(jiān)督。
1979年,律師制度剛剛恢復,當得知可以申請加入律師隊伍,我真是開心得不得了。我那時已經53歲了,廠里好多人真心勸我:“這里多好,你到那里去又要受苦了。”但我還是下了決心,毫不猶豫地向市司法局遞交了材料,申請歸隊。
我當時所在的軍工廠,屬于保密單位,是有津補貼的。我65元5角拿了幾十年,“四人幫”粉碎之后,才好不容易增加到82元。而離開廠,這一筆津貼就沒有了。但情愿不要津貼,我也要歸隊,我就是要當律師。為啥緣故呢?因為我父親是讀法律的,家里常常談到律師的話題。父親一直說,作為律師不可以黑心,對窮人,不收錢也要幫助伸張正義,我從小就被這種思想灌輸。記得在小學四年級時候,一次我媽媽帶我到公園去,看見好幾個人把一個女的強行拖走了。為什么呢?邊上人都在說,不還錢啦!這個印子錢怎么還得出呢?我問媽什么叫印子錢?為啥還不出?為啥她要借錢?我媽就向我介紹,印子錢是高利貸的一種,窮人蠻苦的,借了就還不清。我對此印象非常深刻,覺得那被拖走的女人好可憐,做律師、幫弱者的念頭就此萌生。六年級時候,老師要求寫一篇《公園里的景色多美》的作文。我寫不出公園的花草,卻寫了一篇論文,說有兩人吵架,誰對誰不對,兩人在辯論,結果當然是被老師罵了。
所以,當后來我的理想終于實現、律師執(zhí)業(yè)申請被批準、正式歸隊時,真不知有多么的開心與激動!
現在回想起當年上海律師恢復起步階段,真是非常不容易。
1979年,我去四川南路市律師協(xié)會報到,后來分到上海市第一法律顧問處。
在外人眼里,總以為當一名律師,就是穿得干干凈凈,皮包一夾,法庭上一坐,好像很輕松,其實做律師是蠻辛苦的。
律師事務所當時還沒有自己固定的辦公用房,記得第一法律顧問處前后搬了十余次,都是些條件比較艱苦的地方,有的樓梯很狹窄,都是自己動手搬的,還苦中作樂,笑著面對,就這樣一步一步發(fā)展起來。
我承接的第一個案子是民事案件,第二個是刑事案件,即在崇明法院開庭的殺人案,這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為被告人來聘請律師的是其親戚,說這個小孩以前相當好,年年先進,后來因為參加了賭博,還不出錢,被別人逼得沒辦法,因而犯法。我覺得被告人年紀還很輕,蠻可惜的,決定去作一下調查。知道崇明農村的路難走,而我從來沒走過爛泥路,我就借了跑鞋和背包,一個人去了崇明。坐郊區(qū)長途車子到那里,遍地是爛泥,一塌糊涂,難走得不得了,好幾次甚至靠手借平衡。一路問詢,好不容易找到某鄉(xiāng)政府,開始了解這個被告人是個怎么樣的人,上述親戚的說法在當地其他人的口中得到了證實。我辦案子還有一個原則,能一并帶掉解決的事情就全部要帶掉。就是在這個刑事案子中,我又了解到,被告人的妻子為此要與其離婚,這事情我覺得我要帶上,幫助解決。我就做他妻子的工作,希望能鼓勵他重新做人。后來總算判了一個死緩。聽說后來又減刑了。
還有我和周世毓律師兩人共同承辦的一個經濟案子,也令我記憶深刻。案件疑點很多,我們就到三亞去外調。那時候三亞食宿相當艱苦,社會治安也較差。我們帶好干糧和冷開水,一起下去調查,訪談了很多人,終于真相大白,證明對方有關當事人背信棄義,虛假陳述,栽贓于無辜的經理。據此,我們帶著有關情況和證據,與對方當事人的律師交流,最后案情有了大反轉。
上世紀80年代初,我參加了上海組織審理小“四人幫”案件,為王秀珍辯護。當時市司法局有規(guī)定,所有參與辦案的人員都要集中住在云峰賓館,不可以回家。但那時候我母親病得很重,我心里很著急,我知道如果我這幾天不陪著,恐怕就送不到她了。在進駐封閉式工作場所的前夜,我抽空去看她時,她問我,你什么時候再來?我還是安慰母親說第二天下班就會來的。而這竟然是我與母親見的最后一面。我們母女感情很好的,現在想起這件事我心里還是蠻難過的,難以想象母親臨終時有多么的遺憾和失望。真是忠孝不能兩全??!
一開始我刑事、民事案件都做,相比較而言,我更喜歡辦理民事案件,喜歡發(fā)現疑點、追查真相。有一件繼承案件,委托人是私生子,已經快開庭了,對方同父異母的哥哥始終不承認她是繼承人。我對委托人說,你可以到你父親抽屜里找一下有關證據,找得仔細點,如里面有紙墊著,你去把紙掀開,看看底下是否有東西。因為我理解這是一般老人的習慣。結果委托人真的翻出來一張其父親筆寫的紙條,寫清楚她是他女兒,最后判決她依法繼承。所以我覺得做律師一定要心細。
還有一個繼承案件,妻妾爭產,很有意思。當時妾的幾個子女說我們不要分。我認為對老年人的權益保護,應該看得遠一點,最好既不傷感情,又全部分清楚,即妻、妾、子女各自應該拿多少的份額,全部分好。否則會有后患的。當事人卻不愿意,說“我的孩子很好,都聽我的”。沒過幾年她老了,子女變卦了。要是當初在律師幫助下一起妥善處理好,日后就可以少了一個官司,避免許多麻煩。
我覺得,調查、取證、分析等等,都是我們律師應該做的事情。對在辦案中閱卷后分析案情方面,我下了很大的工夫,用了很多的時間,經常晚上伏案看材料,用手支撐著頭,自己沒注意,時間一長,頸椎疼痛發(fā)炎,頭頸部出問題了。但每當從案卷里發(fā)現疑點問題、理出辦案思路時,又是非常的高興。還有外出調查也是如此,查清楚一個細節(jié)、解決一個關鍵的證據問題時,也是特別的高興。我經常會開好庭以后,買一塊冰磚慰勞自己,一方面又累又渴的,冰磚吃下去涼涼的,好舒服;另一方面是緊張而順利地開完庭,完成任務后放松一下,開心到心里。
作為律師來說,與法院和檢察院的目標是一致的,并不是對立的。辦案應該從整體上制約和配合,要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有法律依據的,哪怕只有一點理由也要辯護。但是沒有道理的,應該說服當事人不要硬辯護。當年,我在辦理婚姻家庭及繼承的案件時,辦案的效率很高,我首先幫助當事人理清事實和理由,同時要求當事人庭審時要聽我指揮,不要在庭上胡鬧,陳述時不要哭,條理要清楚,不要無謂地拖延時間。特別教育女當事人要自強,拿出勇氣,據理力爭。
記得我母親一直說,做人做人是做的,不好好做人就不叫做人。我母親對我的教育是非常深刻的。我對自己的要求很高,為人處世不搞是非,從不在背后搬弄是非,說三道四。
我?guī)н^不少學生,主要有項黎、鄒曉音、沈暉、彭慶民,還有小金、小王等大學畢業(yè)實習生及短期帶教學生等。我對學生要求是蠻高的,要求他們首先要學做人,要積德,要抑惡揚善,絕對不可以違規(guī)收費,該收多少收多少,當事人有困難的還可免費。即使后來事務所按規(guī)定律師收費提成,我與學生鄒曉音兩人合作辦案時,還會常常為比較困難的當事人免費代理。我對學生要求比較高,同時也蠻體諒他們的辛苦,有什么問題,我總是幫忙解決,不給他們增加麻煩。
在工作質量方面,我經常想起自己的親身經歷的一件小事,那是在上世紀50年代我剛剛分配到檢察院時,一次發(fā)文擬稿,把“上海市人民檢察院”誤寫成“上海市人民檢察所”,檢察長發(fā)現后,不是板著臉厲聲的批評,而是讓我實地到大門口牌子上去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寫的。老領導這次深刻而生動的教育,我記得特別牢。所以我要求自己也要這樣帶學生。每當看到我的學生的點滴進步,我都非常的開心。有一次我和鄒曉音一起辦一個案子,在開庭的前一天晚上,鄒曉音借了輛自行車騎去取證,最后取來了關鍵證據,得到靜安區(qū)法院法官的好評,我聽了心里特別感動。我對鄒曉音說,我雖然是你的老師,也要向你學習。
關于籌辦華夏所,那時,市司法局有新的政策,個人可以辦合作制律師事務所,體制方面比原來的國辦所靈活點。我決定嘗試一下,與周世毓、方鳳岡等幾個人發(fā)起設立了合作性質的華夏所。事務所成立一個階段以后,陸續(xù)有新畢業(yè)的大學生進來,還有局里派來的人員擔任行政工作。作家王小鷹為寫長篇小說《你為誰辯護》,專門到我所里實習,跟了我兩年,積累了豐富的素材。后面又寫了該書的姊妹篇《我為你辯護》。
1995年我70周歲時,當時的政策是年逾70不再執(zhí)業(yè),有人勸我寫個申請,爭取繼續(xù)做下去。我覺得沒有必要額外照顧。后來政策變了,可以恢復執(zhí)業(yè)了,我也沒有再申請。
市律師協(xié)會對我們老律師的關心,我始終銘記在心。我也經??绰蓭焻f(xié)會發(fā)的有關資料,越看陌生人越多,說明后起之秀層出不窮,律師事業(yè)后繼有人。
采訪人:趙老師從小觀察社會,立下志向,要做一個好的律師。后來通過努力,終于歸隊。趙老師特別擅長辦理民事案件,是律師恢復重建時期以及發(fā)展時期的杰出代表。趙老師具有豐富的社會經驗且非常敬業(yè),為了弄清事實真相,不怕艱苦,深入調查,善于觀察,細心取證。在辦理刑事辯護案件時注意做被告人家屬的引導幫助工作,促使當事人新生的同時挽救瀕臨解體的家庭;在辦理繼承等家事案件中,從息訴解紛、不留尾巴的角度,不是就事論事,爭個輸贏,而是為各方當事人著想,向當事人提出好的建議,辦理了許多成功且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件,做出了很大的成績,贏得了律師同行、法院法官及當事人的尊重與欽佩。趙老師的辦案理念和經驗,言談舉止的風度,作為律師行業(yè)的傳家寶,是不會過時的,后來的青年律師可以從中得到啟迪。
剛才趙老師滿懷深情地懷念母親,感謝母親對自己的教育;她也從帶教學生的過程,回憶當年領導對自己的生動教育留下的難忘印象和深刻的啟發(fā),并說都“記了一輩子”,令我們十分感動。
趙老師曾在1984—1998年擔任市律協(xié)一至四屆的常務理事、理事。起先,我們秘書處在打印理事名單時,“珪”字在鉛字排版及四通打字機的字庫里都找不到,我們總是先輸入一個“圭”,打印出來再手寫加上偏旁。趙老師十余年的任職,我們亦十余年地為“圭”字添加偏旁,既說明趙老師是上海律協(xié)的元老,也反映了我們律協(xié)秘書處艱苦創(chuàng)業(yè)的歲月,印象非常深刻。
趙老師非常和善、充滿智慧,舉手投足間無不展現出一位優(yōu)雅知性的形象,趙老師不愧為上海女律師的標兵和楷模。曾與趙老師先后在03招待所及律師會堂里共事,我們感到很榮幸,完全可以這樣說:趙老師是我們一生的好榜樣!
現在,趙老師伉儷已九十開外,都精神矍鑠,經常在大花園里散散步,談談心,享受著幸福生活。謹祝趙老師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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